市场分析

摩天大楼“疯长”下的阴影

发布日期:2021-10-21 17:3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

  根据规定,高于24米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,高于100米的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。金磊说,城市安全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试验,让一名身强力壮的消防员从第33层跑到第1层,用了35分钟。如果是一名身体素质一般的工作人员或老人、小孩,所需时间肯定翻番。而火借风势,30秒内就可以从第1层到达第33层。这样算来,人们跑到楼外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  北京电视中心工程目前已经“长”高到170余米,设计高度达249.9米的银泰中心也顺利建到地上好几层。两年之内京城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刷新。

  面对不断“长高”的北京城,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、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说,盲目建高楼未必是好事。

  有关调查显示,我国高层楼宇空置现象相当严重,而日常管理开支又十分高昂,一批超高层建筑几乎已经被庞大的开支压垮。建筑高度超过300米之后,建筑成本很高,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、环境问题、内部交通问题,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节约土地的意义。

  赵知敬曾到国外很多地方考察,在国外很多现代化大都市,超高层建筑也只是城市点缀而已。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赵知敬介绍说,上世纪90年代,北京对楼层的限高问题一直把关很严,除了中心城区及长安街沿线,主城区以外的城市建筑物,楼房高度原则上不得超过60米。后来,随着城市之间兴起的“高楼攀比热”,北京的高层建筑数量也是有增无减。“如果没有系统的限制楼高的法规,北京盖再高的房子也有可能。”

  赵知敬说,建筑首先应该强调适用和经济原则,超高层建筑在很多方面存在缺点儿。

  第一不经济。超高层建筑必须使用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,成本很高,盖一栋200米高的大楼的成本,甚至比盖两栋100米高的大楼成本还要高。“虽然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紧张,可还没有稀少到非要盖超高层大楼来解决的地步。”

  第二不适用。赵知敬说,超高层建筑里工作人员很多,要到达顶层甚至要在楼层中间换乘电梯。如果电梯出现故障,给使用者带来的麻烦更大。上下班的人流高峰,将造成楼层拥挤,超高层建筑周围也会出现人流高峰和车流高峰。

  “中国城市建筑必须要有好的规划和设计,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追求高度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说,我国是人口大国,土地资源很缺乏,不可能所有城市都要求盖一层的房子,允许一定的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是必要的。但必须承认的是,超高层建筑技术更复杂,工艺更先进,投入更大。“有些政府和企业把超高层建筑作为宣扬政绩的工程,盲目攀比,不符合实际。”

  马国馨强调,高层建筑建在哪里,该不该建,必须慎重考虑,符合可持续发展观。“房子是用来居住和办公的,如果用起来不方便,再好再高的房子也不好”。他说,很多地方盲目攀比,争相盖所谓的“世界第一高”,“这样的第一对国家发展没有意义”。

  正是担心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,2002年7月14日揭晓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,已经没有了数百米的超高层双塔建筑。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家金磊说,这是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了安全意识后,冷静思考做出的理性决定。

  “消防部门的云梯只有100米高,如果300米的高楼出现火灾,根本无法进行救援,除非动用直升机灭火,可协调还需要时间。”金磊说,城市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往往被人们忽略。

  据他介绍,研究表明,超高层建筑存在诸多火灾事故隐患。建筑装修中使用了大量可燃性材料,建筑内部还分布着大量电线电缆,一旦火灾形成,火势会非常迅猛,电梯井和管道井就像一个个大烟囱,火借风势,蔓延很快。此外,超高层建筑中普遍使用的钢结构体系耐火性较差,超高层建筑内部人员疏散也会比较困难。

 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,建筑并非越高越好,超高层楼宇无异于一条竖立起来的街道,存在着安全、内部交通、环境、能源消耗等多种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,纯粹是自找麻烦。

  他认为,开发商、投资商以及政府相关部门,不能急于求成,把超高层建筑看成地方性的标志工程、形象工程,更不能带有“急功近利、树碑立传”的想法,防止为“制造市场卖点而牺牲建筑使用功能的做法”。

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,超高层建筑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,曾是城市形象的标志,但从安全的角度而言,不应该盲目兴建超高层建筑。超高层建筑不宜紧邻政权中心,也不应靠近文物区,更不应靠近军事中心,否则一旦遭到破坏,损失将不可估量。

  “限制超高层建筑,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”金磊说,另一个同样紧迫的事情,是要培养公众的城市安全意识,尤其是生活工作在超高层建筑内的城市居民,这种意识的培养和宣传在我国十分缺乏。“一旦发生危险,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。”

  “超高层建筑盖了不少,可人们对于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考虑很少,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是空白。”作为“北京十一五期间城市综合减灾应急体系建设”项目主持人,金磊把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写进了规划。

  金磊分析,随着经济发展,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还会越来越多,城市安全关注的重心将是这些建筑。“到2008年左右,北京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肯定会超过几十座,在这些建筑出来之前,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到。”

  对北京城区的规划,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提出建议,以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为中心,建立新北京城,在新城区盖高楼,老北京城则以景观保护为主。遗憾的是,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。

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、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是梁思成的学生,他说,超高层建筑对城市文化景观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,这个问题在北京很明显:现代化高楼和四合院混杂,摩天大楼和古城遗迹穿插,为了盖高楼而强行拆迁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。

  杨鸿勋说,国家提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,可这种提法到了地方理解出了偏差,“很多地方理解的城市化,往往就是城市规模更大,楼房更高,于是出现了大量超大城市,出现了大批超高层建筑”。

  由于建筑规划具体执行不力,超高层建筑随意选点现象严重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,超高层建筑往往建在人群最集中最繁华的街道,而这些街道有时却是一个城市文化最丰富的地方,搬迁和重建工程,对城市文化景观的破坏力巨大。

  “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人开始向世界学习,在超高层建筑方面,我们盲目学了国外很多东西。”杨鸿勋说,因为盲目学习国外超高层建筑的风格,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。

  除了建筑风格,超高层建筑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。杨鸿勋说,超高层建筑挡住了城市景观的宽阔视野,高楼和古建筑混合,打破了以前和谐的布局,让人觉得不伦不类。同时,超高层建筑日益增多,往往造成对日照、空气流通等的阻碍。在一定的时间内,超高层建筑周围的低矮建筑没有阳光照射,空气流通不通畅,汽车排出的大量废气散发不出去,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损害。“未来生活方式追求自然生态,而盲目追求超高层建筑可能适得其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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